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印记分田到户第一年家里有了余粮-【新闻】

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印记

分田到户第一年家里有了余粮

1979年夏天，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成为湖南“小岗村”

5月18日，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协家组，村民李取如在自家两层楼房前展示当年分田到户时分的一杆秤和秤砣。组图/潇湘晨报记者 杨旭

印有“劳动定额”、“竹山大队印”等字样的工分定额册。

40年，是一代人的风华正茂到老当益壮；40年，是一个社会的风云激荡到梦想腾飞。

1978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上下求索，40年改天换地，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一切，都彪炳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心路历程，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即日起，《潇湘晨报》推出“光荣与梦想”特别报道，通过回忆点点滴滴的湖南印记，来回顾中国的40年改革进程，重温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潇湘晨报记者 罗雅琪 长沙报道

2018年5月18日下午3时许，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协家组，村民李取如戴着草帽、扛着锄头走进自家还没完全装修好的两层楼房，从仓库里翻出30多年前分田到户时分的一杆秤和秤砣，以及一本页边不完整、印有“劳动定额”“竹山大队印”及“1978年2月”字样的工分定额册。瞬间，他的记忆被拉回到40年前。

197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张家村组生产队（现开慧镇葛家山村），村民集体忙完早稻收割后，

队长缪立亮和几位副队长、会计聚在一农户家里。煤油灯下，大家作出“单干”的决定：从晚稻开始，就“各自忙各自”的农田。

那时，竹山大队有十二个村组生产队，“都听到了风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搞‘大包干’，分田到户，但听到后只有张家搞了，它是头一个。”67岁的协家组村民李取如回忆。当时，各生产队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觉得这是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搞不成器（干不成）；有人觉得还要看上面允不允许。”他说。

那个夏天被视为湖南“包干到户”的开端，竹山大队也成了湖南的“小岗村”。

起源

自留地禾苗比村集体禾苗插得好

40年前，李取如是竹山大队的干部，那个年代吃大锅饭、干活挣工分。

“就是一起搞村集体经济。”在李取如的印象中，集体化劳动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年结算时除去上交国家的和留够集体的，再进行统一分配。

工分，是各生产队分配的依据，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计时，另一种是定额。“按计时算法，男全劳动力一天的底分是10分，女劳动力的底分是5到6分，男全劳动力一年最多的有3000多分。定额则是给每个工作定下相应的工分。”李取如说，“无论怎么计分，做工质量都有好有坏。”

按照当时的换算比例，10个工分在收成好点的村组有4毛钱，收成差最低的只有8分钱。“干多了是10分，干少了也是10分。”李取如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人有了一种心态，“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了积极性，村集体收入也就越来越少。

除了村集体的土地，当时村民还有小部分自留地。“最明显的对比就是，自留地的禾苗都比村集体的禾苗插得好。”李取如的老伴缪利霞回忆。

“吃不饱，有的人家里饭都没得吃。”缪利霞说，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来还要向生产队缴纳超出劳动价值所得的粮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时，甚至会出现“出钱户”，年年欠钱。

变化

从“吃不饱”到“家里有了余粮”

吃不饱，是村民决定单干、要求分田到户的一个现实原因，但当时张家的分田到户，并不是没人反对。

村组生产队的前队长钟克奇对此很不赞同，他甚至跑到其他村组大喊，“我们张家搞包干到户，搞资本主义。”

当时，“大包干”是否被允许，张家的村民心里也没底，只是偷偷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进行。“钟克奇都喊出来了，怎么会不知道？”李取如反问，“大队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到。”

张家的包干到户，是将村集体的田地分到每家每户，分多少田就交多少公粮，并按每家每户地的多少来分农具，耕牛就按牛的能力来分耕地的任务。

“交完后剩下的归个人所有，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李取如说，张家实施包干到户的第一年，村民家里就有了余粮。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政策是下来了，但当时的政策并不是一刀切，你愿意搞就搞，没有硬性规定。”李取如回忆。

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生产队开始实行分田到户，但李取如所在的协家组却始终没有动静。“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老思想，很陈旧。”说完这句话，他沉默良久。

李取如还记得，大概在1982年的一天，他去同在竹山大队当干部的村民刘子贵家中借粮。“我们家早稻还没有割，没饭吃，就去找他借了一担谷子，一百多斤。”李取如回忆，当时刘子贵所在的钟家组已实行分田到户，家中有了余粮，“我借到了，但心里不是滋味”。

经历

分到一杆秤一架水车和半头牛

“协家组是竹山大队最后一个实行分田到户的，迟了一年半。”哪怕后来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专业名词，李取如还是习惯说分田到户。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觉得能吃得饱了。”缪利霞说。协家组最初的分法是按人头分青苗，一共63个人，每个人分一亩多的青苗。

李取如家有4口人，一共分到4亩多的晚稻青苗。他和缪利霞算了一笔账，一年两季稻下来亩产700~800斤，每亩交300多斤，自家至少能剩下1500斤。

果然，和其他实施分田到户的村组一样，李取如家第一年便有了余粮。“当时家里的仓库都装满了，我们吃上了饱饭。”李取如回忆。

用缪利霞的话说，当时种田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搞村集体经济的时候，田埂边上的杂草随便踩一下，分田到户后都要用小锄头挖出来再扔掉”。

实行分田到户的当天，协家组生产队也就实际上解散了，村集体的农用工具相应地分到了每家每户。李取如和缪利霞分到了一杆秤、一架水车，还有半头牛。这半头牛，李取如一家要和另一家人合用。

这些物品保留至今的，仅剩下秤和配套的秤砣。因年代久远，秤砣已经看不出当年的颜色。李取如和缪利霞细数自己经历的改变说，“和40年前相比，现在的生活好了太多。就拿粮食来说，杂交水稻出现以后的产量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农业税也取消了，村民还能领取惠农补贴。”

现在，李取如家仍有4亩农田，其中的1.5亩自己种植，一年种一季稻就有1200斤粮食，另外一部分田还可以“租”给别人种植，以免抛荒。

去年，李取如家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房，目前，还未完工的房子里堆着水泥，门外的前坪还只修了一半，不远处，绿色的植物环绕在房子周围。在李取如夫妇的设想中，房子儿子和女儿一人一半，“他们都在星沙工作”。

当年村集体的一本《劳动定额》也被李取如留了下来，他试着翻开了几页，笑了笑说：“现在也算是古董了，留着做个纪念。”

时间线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底全国98%左右的农户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1997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2017年10月31日中国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草案修改内容包括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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