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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我们选择游京城

发布时间:2020-06-29 12:24:38 阅读: 来源:安全带厂家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结婚模式大多是“吃与闹”。而我们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却不愿再重复那套传统的结婚仪式,心中满怀着对首都向往,高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向北进发,开始了我们魂牵梦萦的蜜月之旅。其实80年代的旅行结婚线路大多是选择都市行。

八十年代初,人们仿佛刚刚从严冬走入早春,充满活力,但畏首畏尾。等到我们大学毕业,我已经到了26岁,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也过了25岁。这个年纪,即使是号召晚婚的年月,也到了该摘苹果的时候。但是,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实在不愿再去重复人们玩腻了的结婚仪式,尤其是晚上粗俗的闹洞房。于是,我们提出“旅行结婚”。

什么叫“旅行结婚”?是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么?那得走到哪里?就到县城行不行?家里人这么和我们商量。不!我们要去北京。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我们,眼看就要结婚了,却还没有去过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里、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一直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既然那个时候北京被赋予了这么多的政治涵义,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1982年8月,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稍作修整。就踏上了首都之旅。临行前,带着单位证明,带着大学毕业证书,带着结婚证,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更让我们腰杆坚挺的是,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30多元,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

那时的火车缓慢而且拥挤,在车上,能找到座位已经属于万幸,至于卧铺,连想都没有想过。火车从武汉出发,过了郑州已是午夜。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们看着列车轰轰烈烈地碾过黄河大铁桥,心中对北京的企盼反而更炽烈起来。等到次日天亮,彻夜未眠的我们走出北京车站,正好是旭日东升。明媚的阳光,轻松的心情,我们感觉这次旅行应该是很圆满的。

出门在外,头一件事就是住。那年月住宿,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选择。在北京站的地铁口,有一个亭子间的住宿介绍所。所有想住店的人,都得在这里排队。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亭子里的人在介绍信上盖上图章,附上一张纸片,我们就别无选择,只得按图索骥了。

记得当时介绍的旅馆是“木犀园”,开始我还以为和木犀地是一回事,看地图大约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可等到我们找到地方,才发觉这已经到了郊区,孤零零的一栋楼房,后面就是菜地。地点都可以忽略,关键的是这里已经没有标准间,只能分开住通铺。

新婚旅游,第一晚就分居,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于是,我们只好拖着行李,回到闹市区,想碰一碰运气。我们不相信,偌大个首都,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

应该佩服那个时代的组织指挥能力,在我们自己寻找旅馆的过程中,对方首先要求的就是出示住宿介绍处的条子,没有条子免谈。此时,我们才明白那个亭子间在我们的介绍信上扣章的用意,如果不住所介绍的旅店,那也不能再被介绍了,一张介绍信只能使用一次。

找不着大店咱找小店,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们找到了一家浴池旅社,条件很简陋,价钱才每晚1元钱,但还是要求男女分开住通铺。疲惫不堪的我们曾经想算了,反正白天都在外面,不在乎晚上是不是住在一起。可是,新婚的妻子不愿意,觉得旅行结婚,应该有个好兆头,一开始就分居,那还有团聚的日子么?确实,我当时大学毕业回到河南的部队营地,她则分配到湖北一个县城教书,两地相距几千里,分别团聚成了我们的家常菜。旅行结婚还要分开,实在是不近人情。我们发誓,一定要找一个单间,多少钱都不在乎。

经人指点,我们乘坐了半小时的地铁,到了尽头的苹果园站,终于住进了一家旅馆。一个三人间,我们一人一张床还有剩余,每晚要5元。此时的我们,对首都的向往和热情已经大为削减,觉得花了5元,不多躺一会太亏了。再说,大半天找住处,最后还是找到了郊区,昏昏沉沉,一觉睡到傍晚,我们才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才对,要不,怎么叫旅游哇。好在地铁也算一景,半小时地下运动,我们从前门车站走出来,天安门广场刚刚华灯初上。漫步在祖国的心脏,白天的劳累和不快,此时一扫而光。买来一张地图,我们决定,北京的旅游就从天安门广场铺开。这里,从小学的识字课本里,就图文并茂地介绍,等到咱要结婚了,才轮到亲眼看一回,实在是机会难得,得好好珍惜。

次日,我们从广场开始,仅仅是周围,就足足花了一天。那时候,游览人民大会堂只需要两角钱门票,纪念碑也是敞开上的,升旗只有3个战士出来,远没有现在这么铺张。遗憾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既不卖票,又要凭票瞻仰,使得我们排了半天队,和人吵了一架,还是没有进去。有人再指点,到中南海后门,凭着军人通行证,可以领取瞻仰门票,我们去了,等了半天,还是未能如愿,直到旅行结束,还带着深深的遗憾。

走进天安门,几乎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走进之后,我们才知道后面还有端门和午门,规模和前面的天安门一样恢弘。那时候,电视没有现在这么普及,除了露天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我们就很难接触到形象的时事画面了。不过,那时候旅游还没有现在这般普及,故宫里的人流不多,太和殿大门是敞开的,进殿去,只见高高的御座上摆着金黄色的龙椅,颜色有些发暗,近得可以触摸,旁边还没有人看着。刚刚被容许可以祖国大地随便走的人们,循规蹈矩,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很少有人逗留。

从天安门走到神武门,故宫的节目就算结束了。背后的景山,我们特意留心了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槐树。可惜,“文革”中,红卫兵锯掉了那棵封资修的古树,后来补种的一棵,才刚刚抽枝,柔弱得连一只猫都挂不住,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天安门为起点,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那年月,票子似乎特别经花,每天抽出10元,基本上是连玩带吃,门票还有车票,都可以搞定。在记忆中,景点里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园中园,买了一次票还得买一次票。门票 5角就算贵了,一般是5分,最多才一角。

北京烤鸭闻名遐迩,当初周恩来总理曾经用它宴请过基辛格,这次到了北京,总得尝一下烤鸭。哪知,我们在前门烤鸭店,看到了长长的队伍。还好,窗口可以外卖,每只10元,不需要排队。图个简单省事,我们买了一只,带回住地,准备好好尝一尝这北京名吃。

心仪已久的烤鸭吃到嘴里,居然无滋无味。没法,只好蘸着酱油,将就着下饭。一边吃还一边纳闷,这东西不过如此,怎么这么多人都觉得好吃呢?事后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吃北京烤鸭还要有甜面酱、薄饼、大葱等,吃之前还得现场削成若干片,每片都要带焦皮。可惜,那只寡淡无味的烤鸭,几乎是被我们愁眉苦脸地吃下去的。如果不是农家子弟珍惜食物的习惯,早就给扔一边了。多少年后,我们带着儿子再度进京,坐在设施近乎于豪华的全聚德大店里,美美地吃了一顿正宗烤鸭,尽管那时烤鸭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每只108元。

既然是旅游,就得照相。那年月,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有流动照相人员。现场留下一个信封,等你回家的时候,照片就寄回去了。我们因为是旅行结婚,总得要盛重一点。临走从朋友那儿借来一架武汉产的120双镜头照相机,那时才刚刚兴起彩色概念,自然是黑白胶卷。于是,在北海,在颐和园,在天坛等地,走哪都是互相照,再找个人照个合影。记得一个120黑白胶卷要3元多钱,冲印每张需要两角钱,这在当时的消费水平无疑很昂贵。自恃在大学里学过新闻摄影,冲卷带洗印,都自己摸索着干了。这样,我们一路走过,胶卷带回来了一大包。

回到家里,首要任务是冲照片。买回化学药品、显影液、定影液……因陋就简,我居然把旅途中的照片给冲洗出来了。放大机很贵,借不到也舍不得买,所以留下的纪念都是统一大小的 120相片。好在咱当时学以致用,知道黑白照片退色主要原因是洗印后清水浸泡的时间不长,因此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沧桑,照片还是黑白分明。

我们在人们刚刚触摸“旅行结婚”概念的时候,赶了一下时髦。不过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至今,眼看着都快要娶儿媳的老婆,还对自己这一辈子没有穿婚纱耿耿于怀,觉得当时被我带着去了一趟北京,就完成了这件号称“终身大事”的结婚过程,似乎有点亏了。但是,联想起周围人都缠着我们,讲北京之行的种种故事,又觉得这个抉择不错。也许是这次旅行养成了习惯,后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外出旅行度假,一家三口,去过北戴河,去过承德,去过三峡,去过张家界,去过“丝绸之路”和敦煌,去过云南等。人在旅途,虽然辛苦,但确实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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